总结起来就是傻柱这人他就认死理，这个死理不是法律法规，是关于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遵循的一套基本的规范，对于不管是傻柱还是其他人，在这个年代，这套基本的规范甚至比法律还管用。
法律法规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虽然在后世的王洛看来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遵守法律呢，但这就是这个年代的特色，法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也不能说是人治，这不全面，更应该说是礼治，礼治大于法治。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国家大规模面向普通老百姓普及法律法规还要在1985年以后呢，在这之前大部分还是依靠礼治，也就是傻柱一直遵循的那个死理，这就是礼治，法律法规什么的大家基本都不懂，不说个个都是法盲吧，基本也差不多。
王洛曾经阅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在里面介绍的东西就非常符合这个四合院的事实，比如三个大爷，这就是相当于乡老，我们在出现一些家长里短的矛盾的时候，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是找一些有威望，年纪大的人过来调节这个矛盾，他们在调节这个矛盾的时候，也要遵循傻柱认得这个死理。
在这个年代里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在四合院众人传统眼光中，打官司不靠谱，还是靠这个理来解决一切，规矩人是住不得的了。
在四合院人眼中，不管是谁，如果不知道“礼”，就成了撒野，没有规矩，简直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个好人。
如果有非要打官司不可，那必然是因为有人破坏了传统的规矩。在旧小说上，我们常见的听讼，亦称折狱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干板，然后一方面大呼冤枉。
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个“獐头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呵责，逼出供状，结果好恶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
这种程序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中，会感觉到就是在胡闹，但是在这个年代中，这却是公认正当的。
所以通过跟龙老太太的一番交谈，他也理解为什么在一些问题上傻柱会死犟的原因了，总之这个年代的事，不能以后世的眼光来评判，因为压根没法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