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凡看来，无论做什么，选人的第一标准就是“德”，无德之人再怎么有本事，他也不会去用。他认为，在这个社会上，无德之人越是有才对企业和家庭的危害就越大，甚至对社会的危害也很大，有时会大到人类都承受不了。当代，西方国家鼓吹和倡导的所谓“创新”理念，实际上就是西方现代版的“唯才是举”，可以说，在当今的许多“创新”中，还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本身西方社会的混乱和撕裂，都是在这种“唯才是举”和“创新”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畸形的社会形态，他们原来鼓吹的什么“自由和民主”“公平竞争”“自由经济”“反垄断”等等都已经不复存在，比如，当今美国就可以在“国家安全”旗号下干出任何人神共愤的事情来，他们说谎和耍无赖已经从“文质彬彬”和“遮遮掩掩”变成了面对任何人都可以大言不惭，如此行径根本就谈不上啥“德”了。
说起这德和才的争论，从曹孟德提出来后到今天也有1700多年了。到底是应该注重道德的要求还是注重才能的要求？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但是，在实际的运用上，往往侧重一方后就要出问题。历史上，曹操玩唯才是举，最后让自己的江山被手下的司马家给拿走了，可以说，历史给了曹操当头一棒。
到了民国时期，老蒋玩的政治手段其实也是唯才是举，不过他还是怕有些人太过缺德，于是，他其实是修正了“唯才是举”的这个认识，他玩的是“奴才加人才”还要绑定“老乡加学生”的套路。在老蒋统御部下的时候，他只强调对他的忠心，他认为那就是他需要的德了，至于其他，老蒋一概不管。结果就是，其手下绝大部分人贪污腐败，男盗女娼，欺上瞒下，祸害国家。在这样的氛围中，哪怕就那么几个洁身自好，德操中规中矩的人最后也都被这些人给打压、出卖和牺牲掉，最后的结局自然是众叛亲离，自然是以彻底的失败告终。
说起来，儒学经典里，也没有关于德的要求，孔丘最早提出的仅仅是“仁义礼”，到了孟轲的时候才延伸出了“仁义礼智”，而最后形成“仁义礼智信”这个提法的是西汉的董仲舒，而且，董仲舒还把这个定义为“儒家五常”。
在古代，华夏民族有搞科研的道家提出了“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观念，有搞社会活动的提出了“安、康、幸、乐、寿”的五福观念，再加上教育思想体系里的“仁义礼智信”，这就是一个国人历史传承中的价值核心。
可惜，在这个体系里，却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对德的要求，历史上把这个事情给遗忘了吗？不然，在最早的华夏人的秉性里，德操是一个最基本的本质，是一种根本无需强调的基本属性，而且，在儒家的思想体系里，把这个德划归在“贤”的范畴之内，并没有单独拿出来特别的强调，可以说，这是孔孟儒家体系里的一个大bug，恰恰是这个漏洞，形成了后来的腐儒、烂儒和酸儒。
随着历史的发展，普通人这个最基本的属性也在变，等变到了战国的时候，可就不是孔老二说的“礼崩乐坏”了，而是到了道德沦丧的地步，偏偏，这个“德”的概念在诸子百家的各种学说中还就被忽略了。等到了东汉末年，曹操为了招揽人才，打破原来的士子选拔制度和界限，特别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概念。这个概念原本的含义是“你只要有才学，我不管你的出身多么的低贱和卑微，我都用你。”可到了后来却演变成了“不管你这人的人品如何，只要你有本事，我就用你。”这就出现了大问题了。三国那段历史为什么让后人津津乐道呢？三国演义固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三国演义本身就是从民间说书人的基础上演绎过来的，甚至还有人说什么“半部三国演义的天下”的故事，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三国期间彻底的打破和否定了人们习惯的“德”，由于唯才是举的提法，才形成了后世诸多的“寒门学子”，等到了隋唐，你不开科举恐怕也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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