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他这个谎说得很不高明，首先和之前所谓“你竟然被红龙认可”的话有矛盾，更别说如果那真的是出示就可以获得服务的无记名契约凭证，为什么会和对象物品放在一起，那岂不是毫无意义吗？
当然，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结，就好像我根本不向纠结王德贵的话里有多少是真的一样――他的回答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些材料上都写了什么？”
自1927年RB国内发生“昭和银行危机”之后，RB政府对国内金融业的把持和操控就日益加深，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期，RB逐渐进入所谓的“金融管制”时期，也就是通过颁布《银行法》、《军需企业制定金融机关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国内各银行与各军需企业、军用物资采买部门、军队技术研究部门配对，保证RB侵略军及附属于侵略军的各个企业、部门、组织能够优先获得充裕的资金，从而在经济上全面支持侵略战争的推进。
而牛山淳在战争时期，就是帝国银行中专理这一业务的负责人之一。
当时牛山淳主要负责与隶属于RB关东军相关研究部门之间的业务往来。其中联系最频繁的、恐怕也是和牛山私交最为密切的，应是当时“731”部队在东京分部的部门负责人北野政次，北野政次作为继“731部队”头号刽子手、战犯的石井四郎之后的第二号人物，于1942年前任“731部队”东京总部负责人，1942年被调往哈尔冰任“731部队”第二部队长。资料中有时任“731”部队第二代部队长的北野政次与牛山之间的多封来往书信，书信中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北野向牛山抱怨石井四郎“策略保守”、“效率过低”、“对待‘马路他’（731部队中对中国人及中国实验活体的蔑称）过于仁慈”，以及为自己设计的更为变态的、更为邪恶恐怖血腥的实验计划进行大力鼓吹，当然，除此之外他还透漏出自己对于故乡东京的思念、对于前线战事的不满并要求牛山照顾好他的家人及在东京的资产。
战争末期，北野对战事的绝望溢于言表，他开始表述自己担心未来会上军事法庭并被判处死刑，希望牛山能够利用自己在东京的人脉关系为他脱罪，牛山亦有所应承。战争结束前一个月，通过牛山的运作，北野被调离哈尔冰来到上海，并在上海以军医部长的身份被俘，1946年与其他战犯一道被遣送回国。
森田的资料显示，牛山曾通过帝银的账目替北野隐瞒了巨额的私人财产，但是这些财产的大半最后又是经由牛山的手流出。而此时的北野似乎是有希望按一般军人身份而非战犯的身份被就地遣散的，但是此时苏联方面对外公布了“731部队”中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要求按国际特别法庭审批要求对这些战犯进行重点审理，而北野政次的名字赫然在名单上。
牛山再次为了自己这位“朋友”而奔波。资料显示牛山去拜访了一位神秘的美国人“约翰・华尔兹”上校，并带去了从北野那里获得的原“731部队”部分研究报告，似乎正是因此促成了后来的GHQ对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一干“731部队”战犯的全面保护。在其后的信件来往中，北野表示了对牛山的感谢，却又不满于美国人将石井四郎一并纳入到了保护当中：『石井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他不过是个坐享其成的官僚。』但是牛山的回应则要冷静得多：『愚有此安排，乃因米国方面曾反复强调石井的价值。其于君亦有益处，当知石井为一等档案项目中之一号负责人，若事后盟军追究起来必以其为罪首，余下不过附庸，量刑必有不同。况且米国方所承诺者名为保护，实际应为软禁，君之研究成果大半不在一等档案中，必不被认为是核心研究人员，不过三五载则可重获自由，盼君体量。』
与此同时，牛山淳还与其他的“731部队”干部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大多为各研究部的负责人或实际研究员，其中有人对牛山的救命之恩大为感激的，也有人对牛山的行为大为不耻的：“牛山君所为，虽于我等有活命之恩，但忘却了米国与我国互为仇敌之实！因小利而失大节，实为卖国求生、卖国求荣之举尔！百年后必被世人所唾弃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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