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际电影节，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际A类电影节之一，是如今欧洲最具影响力，也是全世界最顶尖国际电影节之一。与戛纳国际电影节、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并称为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
于华看向谟言的眼神带着不爽，你小子什么意思，跟我炫耀？
谟言科普完了不说话，我这都是响应林老师的号召。
这个年代不像后世娱乐新闻、花边儿新闻满天飞，哪个电影要参加电影节，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红高粱》参加柏林电影节的消息目前尚未放出来，以后即便是放出来，大概率也是某一两家权威媒体发一则短讯而已。
除非《红高粱》能够斩获大奖，才有可能大规模宣传。
所以于华自然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待听林为民讲完了事情的经过之后，他看向谟言的眼神儿都不对了。
“玛德！伱小子走狗屎运了！”
谟言不还嘴，表情却让于华气的不行。
“什么叫走狗屎运？人家那是正经写出来东西了。换你，人家想改编改什么？怎么参加电影节？”
于华委屈的看了林为民一眼，“我不也在写嘛！”
“那就赶紧写出来。”林为民没好气的说，又忍不住吐槽道：“说写好几个月了，到现在也没个动静。文学院都毕业了，也没见你的问世。”
于华又小声嘟囔道：“还有一年才毕业呢！”
石铁生满脸笑容的看着几人的斗嘴。
过了好一会儿，石父和石岚往桌上端菜，大家坐到餐桌旁。
石铁生感叹道：“这一年过的可真快，一晃都87年了。”
于华道：“是啊，我也没想到，我在文学院的日子还剩最后一年了。”
谟言偷偷看了他一眼，把这句话翻译了一下。
我也没想到，我只能在燕京浪最后一年了。
86年这一年，要说收获最大的，当然是谟言。
《红高粱家族》从发表到出版，再到改编，如今电影拍完居然要去参加柏林电影节了。
想想都觉得梦幻，他可是《红高粱》的编剧啊！
谟言又忍不住想起了自己那个出师未捷的戏剧梦，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
多亏了林老师啊！
大家都在感慨这一年来的变化和遭遇，林为民也不例外。
不过他感叹更多的不是自身，而是大环境。
改革开放的脚步越走越远，《人民日报》在3月和4月的时候连续刊登两篇长篇报道，《史来贺风赋》和《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
充分肯定了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让史来贺和鲁冠球这两个乡镇企业家闻名全国。
近几年时间，乡镇企业在与国营企业的交手中，几乎每战必胜。
这种崛起，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有企业的不断衰落。
对于国营企业和那些抱着铁饭碗的工人来说，这当然是个噩耗。
可对于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却代表着生活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社会上经济活动的变迁，反映到文学圈或者是文坛同样有迹可循。
改革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因为其题材和内容紧扣当下，内容多积极正面，这几年的发展越发的蓬勃。
可在这种烈火烹油之下，越来越多“变种”的出现，让改革文学也在逐渐产生变化。
泥沙俱下，若着重审视这些所谓的“改革文学”，就会发现有些以改革示人的作品往往流于表面，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走上“伤痕文学”的老路。
自去年起，不断有作家提出的“寻根”，正在逐渐形成一股潮流，“寻根文学”已经蔚然成风。
很多人从故纸堆里翻典故，将黄安仪的《小鲍庄》、谟言的《红高粱家族》、陆天明的《泥日》，甚至连林为民的《套马人》等都归结成了“寻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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